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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安全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人口问题
作者:省人口计生委    时间:2003-11-26    
  

    (编者按) 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这些重大问题上,人口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人口关乎国运、民族兴衰。西安财经学院党委书记、西安统计研究院院长刘延年教授最近撰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论述了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提出在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监测指标体系中,建立表征人口系统自身状况的指标体系。  
    自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米都斯提出“增长的极限”概念以来,人口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
    罗马俱乐部发出的警告,其积极意义在于,以一种极端的危言耸听的方式,唤起人类在发展经济、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可能引发人口安全问题。之后,学界开始形成对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协调发展的研究,并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这份报告列出危及人类安全的7种类型: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和文化安全,以及政治安全。
    造成人类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环境恶化形成的自然灾害;二是错误的政策选择造成的人为悲剧。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政策选择的结果。
    威胁人类安全的形式也有两种:
    一种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另一种则是突发性的,类似突发事件使生活方式遭受到突然和有害的破坏。
    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病毒是对人类公共安全的一次严重考验。SARS的突然出现,引发了政治家和学者对人类安全的关注。
    然而,人口安全与人类安全不是同一概念,人口安全是人类安全的组成要素。
    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因为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不安全就是因不协调和不相适应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人口安全的特点是:隐形的、缓慢的、持续的。因而不太引起人们的重视,往往让人觉得很重要,但不急迫。20世纪人口安全灾难是由50-60年代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总量的压力,而21世纪人口安全方面的灾难可能主要是来自人口结构带来的种种问题。研究和应对这些问题,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至关重要。
    2020年前的人口形势与人口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首先是人口规模问题。
    按照小康目标:2020年GDP翻两番,人均超过3000美元。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人口总数控制在14.6亿;2002年人口为12.66亿,20年间,仅能增长1.94亿,平均每年净增不到1000万人。这样,至少在前1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出生率稳定在1.5‰以内。出生率=总出生人口/年终人口总数。总和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终身生1.8个孩子。
其次是人口素质问题。
    我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总人口12%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3.61%,每万人中技术人员数量仅是发达国家的1/500。
    2020年高等教育规模翻两番,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目前高等在校学生总规模1600万,占总人口1.23%多,翻两番的数量概念应该是6400万,占总人口15亿的4.2%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15%,教育部提出到2010年达到23%,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比经济发展的压力还要大。
每年新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达4-6%,近6000万残疾人口中,先天性残疾占50%。因人口缺陷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即3000-5000亿元。
    第三,是人口健康安全问题。
    传染病、爱滋病患者2001年达100万人,预计到2010年达到1000万人,而且大多在农村(约占80%),20-39年龄组占患者的82.5%。
    1.2亿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占世界总数的1/3,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会员国卫生系统的公平性评估,中国排在188位。
    第四是人口年龄构成形成的人口安全压力。
    就业压力方面,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2000年到2010年,19-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9337万,年增加934万,还一直增加到2015年,全部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3亿,达到峰值。新增900万加上下岗和失业登记1000万,总共19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
    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向城市转移,就业缺口如此之大。2020年以前,是中国就业压力的高峰期,对改革、稳定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就业人口、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样,属负担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社会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要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中。
    就业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危及社会安全与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来自老龄化造成的社会压力。
   “五普”反映的65岁以上人口8811万,占总人口6.97%,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2015年前后达到2亿,占总人口15%。7%为老龄社会,14%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国家,我国达到14%大约是2028年。这个过程为老龄化过程。
    到2025年前后接近3亿,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5,到2040年达到4亿,占总人口1/4,这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一般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均GDP是850美元。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增长。
    中国人口号老龄化比发达国家要短:英国45年、瑞士50年、美国65年、法国115年、日本24年、中国28年(2028年)。
    中国人口老龄化比日本长,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总量大,到2015年达到1.3亿,超过日本总人口。
    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总抚养比最低的历史时期,而且尽管60岁以上老人比2000年增加1亿,但60-69岁的准老人占2/3,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即“人口机会窗口”。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提高综合国力,就为今后发展奠定一个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一去不复返的一次性历史机会,就会为今后的发展留下许多难题。
    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环境更为不利,抚养比逐步提高,加入快速老龄化期,人口机会窗口会变得越来越窄,并逐步关闭。
    第五是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五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高达117,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地区由沿海向中西部扩展,严重升高的省份有14个。2000年,0-9岁男性比女性人口多1277万,按现在人口年龄结构推算,到2020年20-40岁这个婚育高峰年龄区,男性多出女性在3000万左右,造成严重的婚姻性别挤压。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滋生社会不道德和社会丑恶,影响社会稳定。男性失业人口增加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更大。
    此外,还有人口流动、人口资源对环境的压力等问题。
    在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监测指标体系中,有必要建立表征人口系统自身状况的指标体系。
    小康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生活质量可以分为贫困、小康、富裕三个层面去描述。也就是说,它的内涵是要描述人们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生活。一个群体的生活水平、生活风格、生活结构、生活方式多种概念来表征,生活质量是这些概念的概括与抽象。生活质量又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能见到的关于小康社会描述指标体系主要是描述和表征外部环境与特征的指标,我认为应当建立一个表征享用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主体,即人口自身的特征,因为在相同的外部环境(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下,不同的主体结构会形成不同的生活质量。因此,在描述全面小康社会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监测指标体系中,有必要建立表征人口系统自身状况的指标体系。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口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
    (1)人口问题与结构指标。在小康社会的总评价指标体系中,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是以人均度量的,都与人口总量有关。在人口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反映的总量,主要是考虑在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要企求一个人类自身与之相适应的自然增长率,以保证全社会的人口生活质量平稳提高。
     在一个人均各项物质生活资料与社会服务均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中,人口的自然构成对社会人口生活质量也会有一定影响。要实现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人口的年龄构成、人口负担系数、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需要通过这些指标予以反映。
    (2)人口存活指标。生活质量好与寿命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个体而言,寿命长的人未必生活质量就高,寿命短的人未必生活质量就差。遗传、生活饮食习惯等因素也可能是影响存活长短的主要因素。但就一个社会来讲,可以肯定,生活质量对人口存活长短是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国际上一般都把婴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的期望寿命作为度量人口生活质量的典型指标。全面小康社会既然作为我们国家中远期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应该把这两个指标作为度量的指标之一。
    (3)人口素质指标。人口素质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是不必要再单独论述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影响人口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在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社会,就当对人口素质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人口素质可以通过许多指标加以描述,我们觉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口指标体系中,选择两个典型的指标就可以了,一个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另一个是青少年犯罪率。至于文盲率,我们觉得在一个全面小康社会,是不应该再存在文盲问题的,因此,不予考虑。
    (4)人口城镇化水平指标。这里不是从人口城镇化水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出发考虑的,只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考虑的。城镇人口享用的社会福利设施、文化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等是与乡村人口有巨大的差异的,在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评价指标中,我们提出将人口城镇化水平作为一个评价指标,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考虑的。至于采用什么指标,统计口径如何界定,在技术层面上需要研究。
    (5)人口优生优育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有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包括人的发展,人口优生优育指标的提出主要是从人自身发展角度考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自然会关注自身的延续与发展问题,对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关心程度大大提高,而这些又是影响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是反映人口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许多统计数据都是按性别来分类汇总的。因此,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评价指标体系中应将计划生育率、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指标纳入分析。
     2、 建立人口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1)有利于全面描述和表征人口生活质量。人口生活质量单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和表征是不够的,再加上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这些因素,仍然不够全面,必须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予以研究和描述。人口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变动既影响了人均享用水平,也影响了小康建设的持续与发展。人口的总体素质水平既影响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人口对生活质量的感悟与追求。全面小康社会既然不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描述,而是一个相对舒适的人类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模式,必须从人口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对生存在这个全面小康社会里的群体总体上的特征有所反映。
   (2)有利于处理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的关系。在我国要实现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在此期间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同时要把人均出生率控制在15‰以下,特别是控制好农村人口的实际增长,这样2010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约1.3万元,2020年可达约2.4万元,相当于人均GDP3000美元。这样我国将继20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实现由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到较高水平的、较全面的、发展比较平衡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3)有利于处理好经济社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状况来看,很多结构性转换指标都低于现在平均GDP经济水平应当达到的标准。突出的表现是,产业结构转型滞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就业结构转型滞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滞后,乡村人口比重高。所以,我国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要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社会结构的基本转换。
    (4)有利于解决好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3000万人,城镇生活困难人口也有约3000万人,同时社会收差距在不断扩大。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收分配秩序还未安全理顺的情况下,较高的贫富差距不仅会造成大量贫困人口,而且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贫困人口及其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和实践。
    (5)有利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全球范围讲,我国仍处在相对落后状态。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1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仍处在中下收组的下限附近(低收组≤545美元,中下收组545-1999美元,中上收组2000-59999美元,高收组≥6000美元)。虽然我国人力资源潜力巨大但综合受教育程度低,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1年,若和发达国家如美国(13.4年)、加拿大(11.6年)、法国(13.1年)相比、差距更大。从人口角度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合理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6)有利于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价。从人口角度,而不是从人均占有物质生活和社会服务的角度表征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党和政府及时调整、修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以及操作强的具体标准。(刘延年)